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持续而广泛的繁荣，常常被归结为经济政策、技术创新或契约法制的问题。然而，在这些表层因素之下，一个更根本性的力量——社会各方力量的平衡与牵制——或许才是决定其长期命运的真正支点。许多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长期的发展停滞，其根源往往不在于经济，而在于僵化或失效的社会权力结构。

从历史上看，发展困境常常表现为两种极端的权力失衡。

第一种是政府或特定权贵阶层（Elites）的力量过于强势，以至于完全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在这种“权贵把持”的体制下，政治权力被高度垄断，社会的中下阶层缺乏为自身利益发声的有效渠道，也难以凝结成一股足以产生牵制的力量。

在这种结构中，权贵阶层的首要利益是维持其统治地位和供养庞大的国家基本盘——包括军事、警务、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体系。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变得扭曲：只有当政权面临崩塌风险、需要安抚基本盘或缓解社会矛盾时，才会“恩赐”般地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而那些可能赋权于民、挑战现有权力格局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和法治化发展，对于权贵阶层而言，非但毫无意义，甚至可能被视为威胁。

第二种极端，则如一些南美国家所经历的，是政府凝聚力涣散，沦为一个“空壳子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无法提供有效治理，法律和秩序形同虚设，民间各种利益集团、武装势力“牛鬼蛇神，各显神通”。社会陷入一种无序的内耗和混乱，同样无法形成发展的合力。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前者（即权贵垄断）的体制往往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更长的“治乱循环”周期。然而，这种建立在压制和汲取之上的稳定是脆弱的。当一个体系长期固化，只为上层建筑服务，而罔顾普罗大众的生计与出路时，它实际上是在不断积聚社会内部的破坏势能。

历史一再警示我们，一个“吃人”的体系，无论外表多么强大，其内部都蕴藏着毁灭的种子。如果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不能清醒地意识到，不给老百姓出路和好日子过，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乱成一锅粥”——那么这种社会矛盾的累积，最终将以一种剧烈的方式爆发。

正如法国大革命或中国历史上的黄巢起义（尽管其性质和结果天差地别），这些极端事件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是一种警示：当和平变革的渠道被完全堵死，当“苟活”成为唯一的选择时，社会就可能走向体系性的崩塌。砸碎旧体系的冲动，源于旧体系对人的价值的彻底漠视。

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想要真正过上好日子，摆脱“专制体系下的苟活跟治乱循环”，其根本出路或许不在于等待“明君”的改革，而在于构建一个更为平衡的社会力量结构。这个结构必须确保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阶层，拥有实实在在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能力，使上层建筑真正意识到——为全体人民服务，才是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这正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其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言，一个真正致力于长久存续的政府，应当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政府。这不仅是一个高尚的理想，更是打破“治乱循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路径。当一个政权真正源于人民、由人民治理并为人民服务时，发展的支点才算真正稳固。

同样，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以其行动诠释了对专制和“皇帝”的警惕。他坚决拒绝了袍泽劝其称王的建议，并在两届任期后毅然辞职，开创了权力和平交接的先例。华盛顿深知，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个人崇拜是通向专制（despotism）的捷径，它最终将摧毁人民的自由和共和国的根基。这种对最高权力的主动限制，正是对“权贵把持”体制的根本否定。

当市场崩塌，价格的雪崩滚滚而来时，一种流行的论调试图将责任归于那座“山”——宏观政策、金融环境、时代困局。然而，这种视角却巧妙地为构成雪崩主体的每一片“雪花”——那些在高位奋不顾身冲入市场的购房者——开脱了责任。但真相是，若没有每一片雪花的重量、速度与方向，雪崩根本无从谈起。高位购房者的责任，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大。

一、主动的选择，而非被动的裹挟

将高位购房归咎于“别无选择”是一种自我美化的说辞。成年人的世界里，每一个重大的财务决策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没有人用枪指着他们必须在那个特定的、价格最疯狂的时刻，签下那份背负几十年债务的合同。他们完全有权选择等待、选择租房、选择购买其他资产，甚至选择降低欲望，在能力范围内生活。

是他们自己选择了无视显而易见的风险泡沫，选择了相信“房价永远上涨”的虚妄神话。这种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和对个人责任的放弃。他们将独立思考的权利，让渡给了售楼处的喧嚣、中介的鼓吹和邻里间的攀比。将主动的、高风险的投机行为，包装成“为爱安家”的刚需外衣，但这并不能改变其行为的本质——一场基于贪婪和恐惧的豪赌。

二、贪婪是原罪，是雪崩的加速器

让我们剥开“刚需”的温情面纱，直面许多高位购-房者内心深处的驱动力——贪婪。他们冲进市场，真的是因为今晚不住进去就会流落街头吗？不，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资产价格飙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他们害怕的不是没有房子住，而是害怕错过这趟能让自己“阶层跃升”的快车。

正是这种对不劳而获的财富增值的渴望，让他们对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价格标签变得麻木。他们不是在“买房子”，而是在“买筹码”，赌桌的另一头，是未来的“接盘侠”。每一个在高位加价的购房者，都在为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都在为后来的入场者设定更高的门槛。他们既是游戏的参与者，也是游戏规则的拥护者和推动者。当鼓声停止，音乐中断，指责游戏本身不公平，无异于一个输光了的赌徒在抱怨赌场。

三、风险的无视，是对规律的蔑视

市场有其自身的铁律，涨跌周期是其基本规律。任何资产的价格都不可能只涨不跌。这是一个连初学者都懂的简单道理。然而，无数高位购房者却表现出对市场规律惊人的蔑视。他们用“这次不一样”的经典论调麻痹自己，沉浸在集体催眠式的乐观情绪中。

他们主动放弃了风险评估，将杠杆加到极致，将家庭未来几十年的现金流全部抵押在一项估值过高的资产上。这种行为，不是勇敢，而是鲁莽。他们就像在悬崖边不断加速的司机，坚信前方是通天大道。当最终坠落悬崖时，能怪的只有自己失控的方向盘和踩死的油门。把责任推给“路况不好”或“天气原因”，是对自己驾驶行为的极度不负责任。

结论

总而言之，市场雪崩的形成，离不开每一片雪花心甘情愿的坠落。高位购房者的悲剧，并非无辜者的不幸遭遇，而是投机者、跟风者和风险漠视者们共同酿成的苦果。他们用自己的真金白银为泡沫投了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市场的非理性添了柴。

他们是雪崩的一部分，是构成那股摧枯拉朽力量的最小单元。因此，当雪崩来临时，他们不仅是受害者，更是始作俑者之一。承担资产缩水的痛苦，偿还高额的抵押贷款，这并非什么不公，而是为自己当初那个贪婪、盲目且不负责任的决定，所支付的必然代价。在规律面前，没有人可以例外。

引言
在过去数十年的叙事中，“改革”一词占据了中国话语的核心。社会的进步与挫折，似乎都可归因于改革的推进或停滞。然而，若将视野拉长，审视其更深层的结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出水面：中国的核心困境，或许并非改革的深度或广度不足，而是其赖以建立的制度地基，本身就存在着结构性裂痕。本文旨在论证，这一根本缺陷源于政治权利的极度失衡，而唯有建立权责对等、有效制衡的宪政框架，方能跳出历史的治乱循环。

一、 失衡的权力天平：症结所在
中国社会最核心的结构性问题，是一种单向度的权力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权力自上而下垂直贯穿，却严重缺乏自下而上的制度化监督与制衡。这导致了两个必然结果：

首先，是决策权的绝对垄断与社会风险的无限放大。当重大决策仅由少数精英群体在封闭环境中做出时，整个社会便失去了纠错与反馈的机制。历史上的“大炼钢铁”与“人民公社”等运动，并非缺乏有识之士，而是缺乏一个能让异议安全发声并影响决策的制度环境。当“敢说话的人”被系统性地压制，错误的决策便会一路狂奔，直至酿成巨大的灾难，其成本则由全体社会成员承担。

其次，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高度捆绑。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它必然会成为分配社会财富的决定性力量。资源会不可避免地向权力中心及其关联者集中，形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对于普通民众乃至新兴的富裕阶层而言，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缺乏坚实的权利保障。他们的成功，更多源于政策的暂时许可，而非法律所捍卫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不安全感，解释了为何资本外流与精英移民的现象难以遏制，因为财富与身家，在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始终是脆弱的。

二、 “低效”的智慧：宪政体系下的稳定性
与此相对，西方宪政体系常常因其“效率低下”而受到诟病。议会争吵不休，政策反复拉锯，政府甚至会因预算无法通过而关门。然而，这种表面的“低效”，恰恰是其系统韧性与稳定性的来源。这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制度设计。

其核心在于以效率的牺牲，换取权力的制衡与社会的稳定。政府关门，并非宪政的失败，而是其仍在运作的证明。它清晰地表明：没有任何单一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执政者必须与反对者谈判、妥协，寻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这个过程虽然缓慢，却能有效防止极端政策的出台，避免对社会造成颠覆性的冲击。资本之所以信任这样的体系，不是因为它高效，而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人们相信，规则本身是稳定的，权力的行使是有边界的。

民众的权利，并非源于当权者的恩赐或“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而是源于他们手中实实在在的选票、自由的媒体以及独立的司法。这是一个各利益群体公开博弈的竞技场，政府只是这个竞技场中受规则约束的裁判与执行者。

三、 历史的回响：利益分配与社会存亡
放眼世界历史，社会的长治久安，根本上取决于其利益分配体系的公正性。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之所以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其根源并非简单的民族主义狂热，而是深刻的社会分配危机。当经济凋敝，底层民众被剥夺感与无力感所笼罩，而社会上层依旧歌舞升平时，极端主义的种子便会疯狂滋长。仇恨与战争的口号，正是利用这种绝望情绪，将其引向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叛徒”。

二战的废墟之上，欧洲精英们痛定思痛，得出了一个惨痛的教训：一个社会若想获得持久和平，首先必须在国内实现阶级间的和平与利益的相对平衡。战后欧洲普遍建立的宪政民主、高福利与强势工会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将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纳入一个和平、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博弈和化解，从而彻底铲除战争的社会土壤。

结论：回归人性的谦卑，警惕无限权力
一个社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其制度的底层设计。人性中天然存在着对权力的渴望与滥用的倾向，任何理想的制度都不能建立在对人性的高估之上，而应立足于对人性的现实警惕。

一个健康的制度，它承认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并致力于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博弈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妥协是美德，制衡是保障，过程或许缓慢，但结果却更为稳健。

那张能够轻易毁灭一个行业的“A4纸”，正是无限权力的缩影。它承诺了最高的效率，却也带来了最大的风险。当一个社会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全能的权力，并为其清除一切障碍时，即便其初衷是建立天堂，最终铺就的，也往往是一条通往奴役与灾难的道路。因此，问题的关键永远在于：如何将权力有效地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这需要超越简单的“改革”话语，进行一场触及灵魂的政治思维与制度构建的深刻变革。

从IT精英->IT民工，其实也不是什么笑话，真实地反应了程序员这一领域的变化

早期编程需要打孔，汇编时代程序员需要处理寄存器、堆栈以及调用等问题，C/C++时代需要考虑内存释放于泄漏的问题，到了PHP跟Java时代，基本上你只要逻辑能整明白，在企业场景编程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你所需要的库跟工具都有封装好的包，开发者唯一的难点在于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结合业务逻辑。

到了vue、reactjs时代，前端进一步工程化，更进一步降低了大型前端项目的开发难度。

从程序员的角度来讲，已经没什么困难需要被解决了，之前很多问题都被造轮子的高阶程序猿给解决了。

很多人说高并发很难搞，实际上大部分公司并没有什么高并发，高并发在大部分公司只不过是一个屠龙技，另外高并发本身也就是一个经验问题，当你做过很多场景之后，发现也没什么困难需要去解决，甚至诞生出来golang这种自带协程跟高并发解决方案的语言，更进一步降低了并发编程的门槛，而且现代软件工程大多都是服务化部署，有成熟的伸缩解决方案，需要被解决的高并发问题越来越少。

另外还有一些 小众领域，编译器、操作系统、底层驱动、图形，你真去了解过后，其实你深入去探究也就那么回事，无非就是一个时间积累跟调包经验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难，你说有对个体来说啥护城河呢？可能唯一的优势在于萝卜坑少，没什么新人，老人一般比较稳，但是这些领域提供的就业岗位又极少，失业很大程度上可能就再难找，甚至大部分人连萝卜坑在哪里都不知道。

剩下的无非是一些大型软件工程项目复杂度把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由高级别的架构师负责，轮不到资深开发来解决，而且大部分项目的业务复杂度完全到不了需要请架构师的那一步，基本上几个资深开发一合计这项目架构工作就完事了。

另外国内大部分软件工程项目也一直是猪突式开发，能用就行，基本上没有任何可维护性设计，老板也没为这个东西发工资，大部分老板要的就是快。更何况 人力如此廉价，实在不行，招应届生来吃屎就是了，屎山哪天实在爆炸了，招人重写就行，人嘛，太便宜了，现在年轻人6块钱一小时进厂打螺丝，你觉得你一个老码农又能贵到哪里去？

市场供需不平衡的时候，你还能喝口汤或者吃口肉，10年前iOS会画个页面，就能拿1万，现在大把大把应届生把前端全撸明白了，可能连外包工作机会都找不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个体做出什么努力在这个环境下都不会有出路，学技术，不如学语言直接润，甚至语言可能都不需要学，过几年搭配离线LLM 直接硬件实时翻译，语言也不一定需要学习了。

我们再来看后LLM时代，AI编程工具对程序员的冲击，很多人说LLM做不了复杂的东西，目前的情况确实如此，在长上下文场景，LLM很容易产生幻觉，并不会根据你的指令进行工作，但这并不重要，甚至根本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AI编程工具只要在小的上下文里面达到90%的可用性，就能替代一大批程序员的工作，因为大部分程序员的工作都是在不断的重复，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创新，这也是当前LLM为什么流行的根本原因，因为LLM太适合重复了。

另外大部分公司真的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么？一个商城产品展示页面，产品展示的div不需要开发一个功能从页面边缘飞到用户鼠标旁边并且翻转180度，这说明什么？大部分软件的功能页面以及业务逻辑，基本上都是趋同设计的，LLM只要把这些趋同设计领域的代码背下来，最后撺掇着给程序员一个差不多的解决方案即可，然后程序员只要根据这个半成品修修补补就能完工出活，这意味着大量的页面以及业务逻辑代码都可以用AI进行生成，原本2-3个人事情，只需要1个人就能完成，这个冲击在当前就业市场是十分巨大的。

后LLM时代下的程序员的知识技能将变得非常廉价，准备好迎接冲击吧。

答案是否定的。

这些竞赛在LLM出现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编程竞赛都是有套路的，他考验的是你能不能在现有算法知识库中，以规定时间内找到复杂度合适的算法来解决问题，出题的人肯定是知道算法答案的，LLM只要暴力搜索，并发量达到一定程度，总能弄出一个正确答案出来的，人类的问题在于人脑搜索并验证的速度太慢了，这些竞赛并不考验人对复杂性的处理，与现代软件工程师的要求完全相悖的。

而且这些竞赛的算法代码最终的实现的代码行数都不会太多，因为是竞赛，代码量会控制在1000行以内，其本身的代码复杂度并不会高，而且很多都是套路题，递归回溯这些都写了千百遍了，对于新手来讲，处理这些点是有复杂性的，但是对于老手来讲，基本上就是信手拈来，很多复杂性对于老手已经不存在了，根本难题在于在大脑里面搜索找到 符合时间复杂度要求的算法。
老码农大多不喜欢做算法题的根源就在于此，甚至我觉得在LLM出现以后，做任算法题都是在浪费生命，在码农几乎不需要的知识库里面检索一种可行的答案简直就是对软件开发者的一种侮辱，类似翻转二叉树等问题。

码农包括码架师 要处理的是现实世界的问题，它包含了太多的随机性跟不确定性，光是一个仓库出入库以及报表管理流程，1000家企业就有1000家运行逻辑规则，大多时候不是企业去适应你这一套软件业务规则，除非你达到世界级的体量，你说我们的标准就是业务流程操作标准，即使强如SAP，也大量入驻企业，给企业做定制，买方是大爷，强推自己的标准只会吃瘪。

C端软件消费的目标群体是大众，就算是一坨屎大众也都吃了，推荐算法就算很垃圾，也不会存在个人用户逼逼几句让做算法推荐码农给你个人化定制适配一套，而企业内代码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软件工程师需要去适配各种乱七八糟的业务规则，甚至非标流程。

而现实中的业务代码跟编程跟这个竞赛完全是两回事，大量的企业代码库极其庞大，业务模块的边界性是极度失控的，代码库里面夹杂着大量无效信息，bug，以及各种业务规则的随意性，而且还有大量的随机复制，它的信息熵其实是极大的，而且有效信息熵占比极少，甚至以修改了一个地方，会在遥远的另一个模块里面引发大量的bug，这也是为什么软件工程师只要工作了多年，基本上对代码修改抱有慎之又慎的态度。

这其中又包含了软件系统本身业务要求带来的复杂性，以及编程人员管理失控带来的附加复杂性，类似随意的代码复制，模块业务规则大量耦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现代软件工程并不要求你解一个难题，因为穷举导致计算复杂度过高而搞不定问题的时候，你就去算法库里面找就是了，而且这些需要算法实现来降低计算复杂度的问题，都有专门的部门来处理，他们也有自己专用的套路跟算法库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早就有大佬都说了，拿不准就穷举，其实跟LLM有一定的相似性，LLM也是拿不准就穷举，只不过它穷举的办法是把知识库里面的所有算法模式给你匹配一遍，而人类的拿不准就穷举只能是蒙特卡洛树搜索。
我个人觉得编程达到AGI的一个标志性，就是能把上千万行代码的狗屎业务系统代码能梳理得井井有条，且这一过程完全不需要人工介入，并且达到原先的效果且包含bug，因为很多东西就是靠bug运行的，你改了它反而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最后，LLM的能力高低 应该是以其能处理复杂度多高且无法轻易验证的事情为准，而不是以其在轻易验证的领域中应对复杂度极低的问题为准。